一边是现有法律盲点下的监管乏力,一边是“无后为大”传统思维下的求子心切,在各方需求的驱动下,一个规模不小的“卵子黑市”正在武汉悄然形成,一条脉络清晰的地下利益链逐渐浮现。政府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代孕公司的同时,焦急的不孕客户却愿意花高价从这些中介机构得到及时“支援”。
这些矛盾表明,建立正规合法的卵子库,依法管理卵子的采集和供给,已成为当务之急。
日前,有关部门在高校云集的武汉洪山区联合执法,将国内代孕行业内名气较大的“AA69”、“长江代孕”、“东方百年”等数家非法代孕公司悉数关停。一时间,“代孕”、“捐卵”等词汇再度成为舆论焦点。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调查发现,在“不孕不育”成为世卫组织预测的第三大疾病的背景下,“借腹生子”或“借卵生子”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,甚至有业内人士称,“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管理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阶段,光靠打压是不行的。”
“别写我的名字”
10月9日,武汉秋高气爽。按照约定,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在位于武昌街道口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 “捐卵者”小琦。
这名武汉某211重点高校在读的大三女生对记者说:“问吧,我都会如实回答,只是到时候请别写上我的名字。”就在此前一天,小琦刚刚从泰国曼谷赶回到学校,“不是去旅游,是去做手术”。这个手术就是“取卵”。
对于自己选择做这个 “手术”的原因,马上满22岁的小琦不愿多说。采访中,她接了一个老家打来的电话,“我爸估计快不行了,食道癌晚期,在医院里住了快半年了”。由于刚做完“手术”,小琦的身体明显还很虚弱,连续说上几句话就得喝口茶歇一会儿,“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,想尽快筹点钱寄回去,我爸一天光药费就得400多块钱。”她说。
“入行”过程很简单。小琦说,“我按照网站上的要求填写个人基本情况,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,见面聊过几次就签了协议书,我这次就排上了”,在学生物专业的小琦看来,“取卵对身体的影响是最小的,只要手术后调理得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”。在取卵手术结束的那一刻,小琦的银行账号里就汇入了近3万元的 “补偿费”,“协议上就是这么约定的:取卵结束当日汇款”。
对“捐卵者”小琦的首次表现,亲自带其到泰国做手术的“站长”吴桓(化名)感到很满意:“她各方面条件确实很不错,也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,整个过程都很顺利,需求方也很满意。”
他还告诉记者,他们这一行对“捐卵者”的要求很严格,“不是说随便拉个人就能做,我们都要进行很仔细的医学检查。”在他提供给《每日经济新闻》的一份医学检验报告单中显示,每一名“捐卵者”都需要完成16项体检项目,“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条件确定补偿额度”。
经过反复沟通和签订保密协议后,“站长”吴桓同意给记者展示他多年建立起来的 “爱心捐卵者个人信息库”。
在这个隐去“捐卵者”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,以数字为代码、按血型分类的庞大数据库中,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女性的个人资料,详细记录了每个“爱心捐卵者”的全部资料。“我们会定期和她们核对、更新个人资料,因为这些将直接决定补偿费用的数额”。据上述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介绍,按照长相、身材、学历和年龄,“捐卵者”会被分为多个档次,“补偿费在6000元到4万元之间,学历高、身体条件好的拿到的补偿费用就会高一点,尤其是在校女大学生”。
和小琦一样,该数据库中,几乎所有的“捐赠理由”都选择了“急需用钱,经济、生活压力大”一项。
催“卵”成金
一项由西方科学家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,正常女性到30岁就已消耗掉自身约90%的 “卵子库存”,“到30岁时,女性的‘卵子库存’平均还剩12%,到40岁时,下降到3%。尽管三四十岁的妇女仍能排卵,但是不仅其‘卵子库存’已经所剩无几,而且质量下降,不利于生出健康的婴儿”。
在国内,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支撑,数年前便呼声颇高的“国家卵子库”一直未能建成,这也成为当前“卵子黑市”泛滥的原因之一。
“近些年来,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平均大概在13%”,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郑洁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采访时称,尽管各个地区统计样本存在一定差异,但是我国不孕不育人群数量确实在增长。
谈及国内不孕不育比例趋高的现实,医学专业出身的“站长”吴桓更是激动地对记者表示:“现在妇女群体中有15%左右是不孕的,其中有近5%是无法通过治疗解决问题,必须借卵或者借腹。”他还称,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中完全禁止代孕和限制借卵的,“其中更是严格规定,只能使用试管婴儿治疗周期未用完的卵子。”在他看来,卫生部的这一规定使得卵子的来源变得极为困难,“在试管婴儿周期中,患者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卵子送给别人,即使出钱也不会。国内医院现在基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卵子,即使运气好,至少也要等上3年多”。
当“借腹代孕”被定性为非法,捐赠卵子成为不大可能的现实下,地下卵子市场便成为众多不孕不育患者最后的选择,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类中介机构纷纷试水这一领域“淘金”。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在搜索引擎中输入“代孕”二字,找到约5280000个各类代孕中介机构的宣传信息,其中绝大多数都声称提供“借卵生子”业务。
疯狂的背后必然有暴利的驱使。从事人类生殖医疗工作多年的郑洁告诉记者:“一般情况下,在正规医院做一例试管婴儿需要1.5万~2万元,包括所有的药物、人工和后期。”而在地下卵子市场,患者夫妇需要支出6倍以上的费用,“整个过程,客户需要支付的费用大约在13万元左右”。根据上述中介机构负责人提供给记者的一份“客户费用明细表”显示,某价格为15万元的案例中,医院获得10万元左右,捐卵者获得3万元,中介机构获得1万元,其他开销为1万元。
如何区分正常保胎治疗和不法借卵生子,武汉市洪山区卫生监督所所长傅廷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确实有一定难度,“客观地讲,只要医疗机构具备相关医疗资质、有这个科目,孕妇就可以去这里保胎治疗”。
谁是孩子的妈?
根据卫生部颁布的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》,凡是利用捐赠的精子、卵子或胚胎实施的试管婴儿技术,捐赠者、受方夫妇、出生的后代必须保持“互盲”,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必须保持“互盲”。
不出意外的话,大三女生小琦的受精卵子将很快被植入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腹中,并最后孕育长大成别人的孩子。按照当初和中介机构签订的协议,小琦与香港客户之间必须“互盲”,即“需求方、捐卵方双方一辈子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”。
尽管饱受争议,从事这一行多年的吴桓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“没有受害方”的事情。“地下卵子市场存在很多年了,中介机构也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。诚然,这其中存在一些问题,但我们未尝不是做了件好事,是为患者所接受的。对于赠卵志愿者来说,她通过爱心捐卵行为获得了经济补偿,也是无可厚非的。”
记者遇到一位刚通过 “借卵生子”成功的张女士。她对记者说:“我非常感谢中介和提供卵子的人。”据其介绍,在被几家正规医院告知卵源“需要等3年左右”后,年近40岁的她经人介绍找到中介公司,“一个月就帮我找到合适的卵子来源。我都到这样的年纪了,肯定是越早越好啊!”
郑洁也对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坦言:“现实中,代孕或者借卵肯定是有需求的,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了,主要是存在伦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。”但在庞大的市场需求、可观的利润回报等因素下,国内从事“代孕”和“捐卵”行业者甚众,“武汉就有大大小小数十家中介,目前做得最大的中介也是在武汉。干这行什么样的人都有,现在主要是拼价格和服务”。
由于正在接受调查,吴桓决定把手上的业务进度放慢一点,“客户都在排着队等卵子”,“庞大的民间卵子库每年为那么多不孕不育的夫妇解决了生育难题,一旦被完全取缔,这些夫妇应该找谁要卵子?他们的生育权谁来保证?”他还表示,如果国家允许健康的志愿者捐赠卵子,“没有专门中介机构参与是无法进行的”。
在目前情况下,选择远赴他国进行手术正成为越来越多中介机构的无奈之举。
就在多部门联合高调打击非法卵子中介的同时,湖北某大型网站做了一项名为 “‘民间卵子库’悄然形成,你怎么看?”的民意调查,结果显示,接受调查的网友中有73%的人认为“应该规范化”,19%认为应该“完全杜绝”,8%认为是 “无奈之举”。名为“风中孤叶”的网友写道:“不孕夫妇真的很苦,没有卵子的女性怎么办,现在不孕的家庭很多,也要给出一条路啊!”
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接触到的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,在目前技术足够成熟的条件下,“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参照精子库,尽早建立起中央级的卵子库,依法管理卵子的采集和供给”。
相关资料
对于卵子的买卖和捐赠,世界各国态度不尽相同。韩国于2005年通过了一项生物伦理学法律,规定禁止出售卵子,只允许免费捐赠;英国和德国也禁止卵子买卖;有偿提供人体组织在美国、西班牙和俄罗斯是允许的,这些国家的年轻女性甚至通过提供自己的卵子,偿还债务或是支付上大学的费用。 |